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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契约论: 人权是属于个体的，法律是属于国家的。个体约定而成国家的合理性，是法律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的终极判断。自由，不是来自法律对个人的保护，而是来自个体对立法的彻底参与。这是切实保障个体自由的先决条件。在这一过程里，个体利益的“交集”而非“并集”（不完全是数学上的那种）形成公民意志－主权者的意志－一般意志，而这种主权者因为个体的不断参与，其内容是常新的，其利益与个体利益共荣的。从这一点出发，多数人说了算的约法三章必然地成为主权在民的道德的体现方式。
卢梭把政权明白地分成了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，前者属于社会契约的范畴，而后者不是契约的内容（因此是可变可推翻的）。这个理念对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在卢梭之前，孟德斯鸠的《论法的精神》对法律的理解更加深刻，唯缺卢梭的“主权在民”的动力。《社会契约论》本身是自恰的政治理论专著。它自始至终只扬弃了一种体制：专制政府。按卢梭的话，这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把个体的权力高于主权者之上的体制。其他的体制，卢梭仅仅论述了它们合法的自然依据。从直接民主制、贵族代议制到君主立宪制，统治的根据必须是人民主权－其真正表达就是法律。卢梭并进而把任何真正依法而治的政体统称为共和政体。
